做书者说：草木这颗精灵

    从“青青园中葵，朝露待日晞”到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”；从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”到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……文学作品中出现植物的身影，早已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。然而细究起来，作为生物学分支的植物学原为西学，有着严谨的科学理论、方法与实践体系；文学则以文字为载体，重在形象地反映现实，表现作家的心灵世界。二者似乎分属两个世界，一个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外部世界，一个出自我们的内心。无论日常抑或先贤，科学与人文、草木与文学的世界却从未泾渭分明。

　　潘富俊教授称得上用心有梦之人，大学后主攻植物科学，业余时间却沉浸在中国古典诗文歌赋中，将古文中的植物与现代植物学体系中的植物相比对，追根溯源，考订名目，分辨其中虚实；厘清文学作品的写实与想象，分门别类，以科学印证文学，以文学丰富科学的维度。做到这些，除了具备追根问底的科学精神，更需要体悟自然万物、人间情怀的细腻心思。在任台北植物园主任期间，他特意设置了“诗经植物”“成语植物”等专题植物展示区，使观者到植物园观赏植物有了丰富的人文内容。离开植物园至大学景观系任教后，他讲授植物与文学、台湾的植物文化等课程，在世界多地讲授植物与文学缘情体物的关联。

　　内地读者对潘富俊并不陌生，早在2003年初，其《诗经植物图鉴》出版即引发了业界和读者的浓厚兴趣，其后《楚辞植物图鉴》《唐诗植物图鉴》《成语植物图鉴》接踵而至，持续不断地提醒读者，不了解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，就无法完全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美。此次商务印书馆推出的《草木缘情：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》应该说是潘富俊多年来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的总结，其内容几乎囊括了植物与文学这一主题的方方面面，对文学作品中植物名称的辨析与古今演变、植物的文学意境、国画中表达画家情意志趣的植物等均有涉及，可以说是作者近半个世纪研究成果最为系统、最为集中的展现。

　　作为一名科学家，潘富俊的数据统计与运用令人惊叹。他发现，汉唐以后较具代表性的诗词总集中，除了《唐诗三百首》和《玉台新咏》，含有植物种类句子的诗词，占全书诗词总数的一半以上，可见植物在古诗词中的地位。关于《红楼梦》，作者统计出，前八十回每回出现植物种数多于后四十回。第一个四十回每回出现的植物种类平均为11.2种，第二个四十回平均每回出现10.7种，而第三个四十回平均每回的植物种数只有3.8种，不仅如此，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植物种数的分布就大不相同。所以，以作者对植物熟悉的程度，和植物意涵在文章内容的运用上，前八十回亦远胜于后四十回，他以此支持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为不同作者所撰的观点。他还发现，大量的数据表明，文学作品的成就与作者对植物认知度、对植物隐喻的掌握度相关。清代诗人的传世别集中引述植物种类超过两百种者，多是文学成就高的名家。

　　作为一名古典文学爱好者与研究者，作者对植物的理解并不限于纲目科属种的罗列分辨，生理性状的描摹，医药饮食的经世用处，植物在文学作品中“起兴”“借喻”的运用。对于植物所代表的典故意涵，作者亦有准确深入的理解，他认为历代文人大都对植物怀有感情，常常形之于诗，咏之以情，例如“枯杨”表达了惨凄的心境，“杨柳”散发着离别的忧伤，“采薇”原为田野间处处易见的野蔬，有了久远的历史故事与诗人的隐喻，遂用来颂扬忠贞不渝的节操……

　　季羡林先生曾讲，“天人合一”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，天是大自然，人是人类，“天人合一”就是人与大自然要合一，要和平共处。《草木缘情》展现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生机盎然、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和人文世界，以及古人崇尚自然、追求天趣、体恤万物的自然观，不正体现了“天人合一”的美好境界吗？